“猪道人”的悲剧

  出家人戒杀生,不吃荤,可陕西的华山寺中却养了一只猪。没人知道它是哪一天出生、从哪儿过来的,只知道它已经很老很老,连遍身的猪毛也脱落得差不多了。与庙里的和尚们一样,这猪也不吃荤腥,不吃不干净的食物,更令人惊异的是,每当听到诵经声,它还连连磕头,两只前肘并做出顶礼膜拜的姿态,因此,寺里的和尚们都亲切地称它“猪道人”。

  终于有一天,猪道人因又老又病,已经吃不下什么东西,看样子捱不了几天了。华山寺的住持僧法名湛一,是一个有道高僧,他即将外出讲法,就将徒弟们都召集过来,嘱咐说:“猪道人如果死了,你们一定要碎碎切割,将它的肉分送给住在寺庙前后左右的邻居们吃。”徒弟们虽然口头上答应了,心中却认为湛一长老的这种做法很不恰当。猪道人死后,大家一商量,就悄悄地将它掩埋了。几天之后,湛一回来了,问起如何处置猪道人的,徒弟们如实相告,并解释说:“佛法戒杀,何况猪道人素有礼佛之心,我们实在不忍心将其零剁碎割,已经将它埋葬了。”湛一大吃一惊,急忙让徒弟们将他带到埋葬之处,一边用手杖击地,一边哭泣着说:“是我辜负了你!是我辜负你了!”徒弟们惊问缘由,湛一才长叹一声,缓缓地说:“本来天机不能泄漏,不过既然事已如此,说出来也不打紧了。三十年后,某村有个清廉而地位颇高的官员将被无辜地处以磔刑,就是这只猪的后身啊!猪道人的前身是一位地方官,因为有负心事,自知难逃恶劫,在神灵前忏悔祈拜求告,得以托身为猪,以求超度。我知道这层因果,便决意用刀解法加以化解,希望能帮助其逃过日后那场劫难,不料却被你们这些平庸之辈给耽误了!咳,或许,这本来就是一场无法挽回的劫数啊!”[由Www.MeiWen.Org整理]

  其时是明朝万历年间,经过光启七年,又到了崇祯年间,果不其然:某村有个翰林学士,名叫郑鄤(màn),是东林党中的一员,品行一向正直端庄,却被他的舅舅吴某诬陷为“杖母”,结果被凌迟处死,普天之下都为他的冤案而痛惜。其时湛一长老已经圆寂了,华山寺的和尚们,都对他的洞察与预见深为佩服。

  上述记载见于清人袁枚的《子不语》。袁枚是著名的文学家,《子不语》多记述奇闻异事、奇人鬼怪等,而这篇“猪道人”,却绝非单纯的鬼怪故事,而是晚明那个悲剧时代中一场真实的悲剧。

  郑鄤是常州人,生于万历二十二年(1594),于天启二年(1622)中了进士,因上疏弹劾魏忠贤等阉党,先被降职外调,后来又被免职。为免遭阉党毒手,他曾远遁江西、广东一带。直到天启帝朱由校死,崇祯帝朱由检登基,才回归故里。崇祯八年(1635)复被起用,八月入京,因批评内阁首辅温体仁,温体仁指使人诬陷郑鄤“杖母不孝”和“奸妹”,十一月,郑鄤被捕入狱,备受毒刑,崇祯十二年(1639)被凌迟处死,年仅46岁。袁枚编故事时有一处疏忽:哪怕“猪道人”死后毫不耽搁地立即转世投胎,到郑某被杀,也应是“四五十年后”,而不可能是“三十年后”的事哟。

  郑鄤被杀一案,无论当时还是后世,都有不少记述与评论。著名学者、后因抗清失败被俘、不屈遇难的黄道周悲愤地说:“正直而遭显戮,文士而蒙恶声,古今无甚于此者。”(清·陆以湉《冷庐杂识》卷五)其实黄道周应该知道,十年之前,抗清名将袁崇焕,也是被崇祯帝凌迟处死的。不过袁崇焕文武全才,不仅仅是个“文士”罢了。当然,袁崇焕的冤案直到满清入关后若干年,才大白于天下,黄道周此前已经为国殉身了。即使是郑鄤死后,黄道周也因为当着皇帝的面,声称自己不如郑鄤,触怒了崇祯,差一点遭遇不测之祸。

  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黄宗羲,在为郑鄤所作的墓志铭中,一针见血地指出,郑鄤是受奸相温体仁诬蔑陷害。至于事情的经过,黄氏是这样叙述的:郑鄤的父亲郑振先眷恋一个妾,他的妻子吴氏忌妒心特别强,不能容忍。郑振先就带着小妾出走了,两口子一度还流落于寺庙之中。面对着家庭变故,郑鄤于无可奈何之中想出了一个主意:母亲笃信佛教,与某位尼姑的关系特别密切。郑鄤就找到那个尼姑,希望她用民间信仰的占卜方式——扶乩,来劝解母亲。尼姑答应了,就假托乩仙下凡,说是上帝勃然大怒,将要降祸于夫人了。吴氏吓得不轻,虔诚地表示愿意改过。就这样,郑振先才回到家中,一家人又和好如初。显然,那个爱妾也被郑父带回来了。郑振先也有宗教情怀,晚年并“舍宅为庵”,甚至自己也接受了佛家的“披剃”,斩掉了八千烦恼丝。至于后来,传说就多了:一说吴氏虐待婢女,郑鄤借乩仙之手杖责母亲;一说郑鄤“惑父披剃、迫父杖母”,即诱惑父亲剃发出家、逼迫父亲杖责母亲,等等。总之,一切都是郑鄤的错。更有甚者,有说郑鄤“奸妹”的,也有说郑鄤“奸媳”的,那个姓郑的,简直是无耻之极、无恶不作了!

  那么,温体仁为什么要诬陷郑鄤,非要将其置于死地呢?

  郑鄤为人正直,温体仁对他早年弹劾魏忠贤阉党久有所闻。崇祯八年被重新起用时,身为内阁首辅大臣的温体仁问:“你从南方来,听到南方人对于时政有些什么议论?”郑鄤答道:“人们都说:国家特别需要人才,却看不到朝廷使用人才。”温体仁听了当然不好受,就辩解说:“不是不使用人才,是当今天下没有人才、无才可用啊。”郑鄤却道:“使用人才,人才就会出现;不使用人才,人才就隐匿藏伏着。如今外敌入侵,内有民变,正是急需人才之际,倘若能像萧何识别韩信、宗泽识别岳飞那样,何愁不能安邦定国?”温体仁表面上向郑鄤谢罪:呵呵,不错不错,老夫确实做得很不够。暗中却想:这小子刚刚恢复官职、刚刚与我见面,就锋芒毕露,日后一定会毫不留情地弹劾我,动摇我的宰相之位,我怎能容得下他!于是就一门心思地盘算着如何才能将他翦除掉。一个月后,温体仁就以“惑父披剃、迫父杖母”弹劾郑鄤,而且声称,这些话出自郑鄤的堂舅舅、大学士吴宗达之口。说巧也真巧,正是这一年,吴宗达已因年老多病而辞官家居,而且很快就去世了。崇祯帝呢,他因为信任温体仁,就不分青红皂白,立即将郑鄤关进监狱,严加审讯。到了崇祯十二年八月,郑振先、吴氏、吴宗达都早已去世,崇祯帝又不知为了什么事情“怒鄤甚,不俟左证”(《明史·奸臣传》),传旨将关了四年的郑鄤凌迟处死。

  后来有人质疑:温体仁等人要诬陷郑鄤,为什么非要编造一个既不合情又不合理的“杖母”事件?须知,作为士大夫阶层,纵然不孝顺,也不至于丧心病狂到“杖母”的地步呀。后来,晚清一个藏书家萧穆,从前人记载的遗闻轶事中找到了一条史料,才恍然大悟地说:郑鄤杖母一案“虽无实情,而事出有因”,并将这“有因”编入了他的《敬孚类稿》中:某天夜间,吴氏做了个奇怪的梦,梦见有位“神人”对她说,你将会受到“官刑”。第二天,吴氏忧心忡忡地将这个梦告诉了儿子郑鄤。无论郑鄤怎样劝慰、解释,吴氏都不能释怀——只怕不知哪一天,梦境会变成现实。郑鄤无奈之中,忽然想了个法子,对母亲说:“孩儿也曾吃过朝廷的俸禄,因此也可以算个官员了。如果由孩儿设个公堂,做出审讯的模样,母亲则伏地接受杖责,梦境既已变成现实,不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么?”吴氏大喜,依言而为。于是郑鄤装模作样地高座而“审”,又让一个婢女用鞭子轻轻责打了吴氏三下。偏偏这个时候,郑鄤的一个表哥——可能就是吴宗达的儿子吧,闯进来看见了这个场面,事情便传了出去。估计此事当时就给郑鄤带来不少麻烦,后来吴氏还“具牒述其始末”,即向官府详细叙述了事情的前后经过,替儿子辩白。可是,当温体仁再拿出此事做文章时,郑父郑母都已去世,有关自己父母的名声,郑鄤又不愿说得过多,诬陷者就更加有恃无恐了。

  至于“奸媳”则更加荒唐:郑鄤有个好朋友韩不侠,他有个两岁的女儿,与郑鄤三岁的儿子结了娃娃亲。几年之后,韩不侠夫妇双双去世,郑鄤就将韩女接到家中抚养——从一般意义上来说,该是童养媳了。遗憾的是,一年多后,韩女才十一二岁,就因病夭折了。这样的诬陷,又是一个死无对证,却能令当事人说不清而道不明。数百年前,哪有什么“无罪推定”!

  最后说说两个执政者——崇祯帝与温体仁。

  崇祯帝虽有励精图治之心,亦堪称勤政廉政,却既无治国之谋,又无任人之术,加上他严苛、猜忌、多疑,刚愎自用,对大臣动辄怒斥、问罪、砍头、凌迟,其残忍和冷酷与魏忠贤相比,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他在位的十七年间,竟走马灯似地换了五十个内阁大学士。唯独温体仁,能在这频繁的人事变动中稳居内阁首辅的要职达八年之久。正是这个温体仁,当政时培植私党,残害忠良,企图起用魏忠贤余党,为私怨将燃眉外患置之不理,为报复无所不用其极。虽然后来因反对者太多而被罢官,不久病死,可是千疮百孔的明末政局已再也无法收拾了。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,难怪《明史》的编撰者要将他与严嵩、阮大铖、马士英等一起,放进《奸臣传》了。

  郑鄤遇难后四年多,崇祯十七年(1644)农历三月,李自成率军攻破北京,忠奸不分的崇祯帝吊死于煤山。个人悲剧的累积,终于汇聚为明朝覆灭的历史大悲剧。